在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我国的北方草原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的驼道。这条路曾经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中俄万里茶路繁盛两百年，长长的商队川流不息，恰克图、张家口和汉口等集散地成为茶路上的“明珠”，茶饮带给了俄国人生活习惯的改变，不同的文化在这条长路上交流……茶，带来美好的生活，带来和平与繁荣，一路向北，传播着东方的智慧与诗意。
1618年：茶叶首次带到俄国。
明清之际，武汉成为南茶北运的要道。
明清时，欧美诸国经大西洋，绕非洲好望角，过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至广州的“黄金水道”非常繁忙。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前，它一直是中国茶叶输往欧洲、北美的主要海上通道。“海上茶路”一度使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市场。然而，随着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俄国人逐渐向中国靠近。西伯利亚是一个盛产皮毛的地方，而刚刚臣服于俄国的西伯利亚各部族都把皮毛无偿地作为贡品送进俄国朝廷，俄国希望用这些皮毛与中国人换取黄金、白银和锦缎，从而用黄金和白银充实他们的国库。当时俄国对中国茶叶还没有足够的认识。随着万里茶道的兴隆，俄国取代英国成为中国茶叶“最大的买家”。根据《茶叶贸易实务》一书记载，早在明朝崇祯年间，中国茶叶就开始由西北边境陆路运销俄国。茶叶首次到达圣彼得堡是在1618年(一说是1638年)，被作为礼物从中国运到萨·亚力克西斯。当时沙皇使者对茶叶一无所知，不愿接受，后经劝说才勉强收下。他将茶叶带回圣彼得堡，沙皇命仆人沏茶请近臣们品尝，意外的是，众人一致认为入口有奇香。从此，俄国人开始了其漫长的饮茶史，茶叶具有消脂功效，尤其是西伯利亚以肉奶为食的游牧民族，到了“宁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俄国和中国在刚开始的接触并不是很顺利，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流血事件。到了17世纪末叶，中俄双方对这种敌对战斗的状态都感到了厌倦，《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双方关系带来了曙光，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一切行旅有准往来文票者，许贸易勿禁。”此后中俄边界贸易逐渐活跃，虽然条约签订之后，中俄两国对待对方的态度并未根本改变，中国人为的是自身与俄国边界得到安宁，而俄国人看重的是可以获得进入中国经商的权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尼布楚条约》使中俄两国明确了边界的概念，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俄长期贸易的开始。中俄贸易素有“彼以皮来，我以茶往”之说，自此，由张家口经蒙古、西伯利亚至俄国，贩运茶、丝为主商品的俄国商队日趋活跃起来，茶叶输出量不断增加，从此二三百头骆驼组成的商队满载着用来交换茶叶的毛皮，艰难跋涉于厄斯克·卡亚克塔边境线。返回莫斯科时，由于每头骆驼须装载4箱茶叶(大约270千克)，因而行程非常缓慢，茶叶从中国南方茶源地的种植者到达俄国人手中，需要16～18个月。漫长的运输过程决定了最早输入俄国的茶叶是砖茶。晒干的碎茶叶经过蒸压，形成体积更小且不易受潮的茶砖。1692年俄国向中国派出的第一支商队于莫斯科起程，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伊台斯商队，毫无疑问伊台斯商队成功地前往中国是中俄贸易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促进了中俄以后的贸易来往。康熙皇帝亲征葛尔丹后，废除政府所设经管内地茶叶与西北游牧民族马匹交换的茶马司，开放内地与蒙古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促进了茶叶向西北地区运销的活跃，地处江汉交汇的武汉于是成为南茶北运的要道。
羊楼洞古镇，位于湖北赤壁市，是中国青砖茶之乡，也是中国万里茶路的重镇，被誉为“世界茶业第一古镇”(马哲峰/图)
茶叶之路的源头
输往俄国和欧洲的红茶和砖茶均来自中国江南的产茶区，而经营者却是非产茶之省的晋商。其实，中俄长达万里的茶叶贸易商道最初的起点在福建武夷山，因晋商对北方游牧地区有丰富的茶叶销售经验，觉得武夷山茶源好，价格低有廉价劳动力，发展前景和利润空间大。但是为什么又说茶叶之路的起点在汉口呢?这就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茶叶经水路进入长江后，从九江到汉口，要逆水行180公里，显得颇不合常理。据晋商常家第16代传人常士宣所说，有两大原因：一是京杭运河承担运粮、运盐、运铜等朝廷任务，茶叶运输高峰的四五月间，正值南方大批粮食上调京师之时，难以挤入;二是汉口——汉水——张家口——恰克图这条路线，沿途晋商云集，易照应，且有沿途批销、分散茶货的妙用。17、18世纪，海路不畅通，丝绸之路淡出，俄国对华贸易却因新辟的茶路有了保障。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为两国茶叶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俄国对茶叶的巨量需求，催生了多条自中国南方茶叶产地至俄内陆腹地的茶叶贸易线路。相关专家对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及湖北羊楼洞等中国南方茶叶原产地探访发现，中俄万里茶道最古老的两条主线，一条从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起，精明的山西商人收购茶叶后制成砖茶，由河口走水路，沿西北方向穿江西、至湖北，在汉口集聚后，走汉江商路至襄阳再北上;另一条，从湖南安化起，沿资江过洞庭湖，穿越两湖地区，经湖北羊楼洞在汉口集聚。这两条茶源线路在汉口集聚后，再一路北上，纵贯河南、山西、河北，穿越蒙古沙漠戈壁，经乌兰巴托(库伦)到达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再在俄国境内延伸，经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图伦、克拉斯诺亚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茨克、秋明、叶卡捷琳堡、昆古尔、喀山、下诺夫哥罗镇、莫斯科，最后抵达终点圣彼得堡。这两条路上终日熙熙攘攘。先是肩挑车推，再是船行江河，接着是骡马，最后是驼队。茶叶在路上辗转一两年，其中从武夷山茶叶原产地出发的线路，总行程达1.3万公里。此线路从江西河口镇开始走水路，河口到汉口，行船680公里，快则1月，慢则40天。
中俄万里茶路示意图(局部)
驱动贸易的商茶队
商人是中俄茶叶贸易的关键人物，前往恰克图进行茶叶贸易的商人多属于山西人，即所谓的“西帮茶商”，人们把陕西和山西的商人称为“西客”“晋商”。他们利用了本省及山西地理与蒙古草原连接的便利，以及自古以来的互市经验，山西商人抢占了商机，精明的山西茶商们深入江南产茶的省份收购茶叶，并在当地投资设厂，用木架平压机和铁质轮旋手摇压机加工制作砖茶，每年都雇佣农民采茶及加工砖茶，砖茶作坊则成为兴盛江南的手工业，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中国商人形成了初步的现代经商观念。中俄恰克图通商后，张家口成为晋商从事进出贸易的重要枢纽，而且发展成为茶叶国际商路上对俄贸易的重要商埠。清代中叶，仅张家口专营茶叶贸易的晋商茶庄就有大升、大泉玉等几家，这些茶庄资本十分雄厚。
茶叶道路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商业大军——旅蒙商的力量在中俄茶叶贸易也不容小觑，这些旅蒙商人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之前，要忍受整整10年的艰苦，端茶学算盘练书法，在学习待人接物的同时要学会侍弄骆驼的技术，并且懂得使用蒙古语和俄语进行交流，他们并不是一群普通的商人，旅蒙商人就是典型的“长着三条舌头”的商人，会汉语，会蒙语，也会俄语。 俄国商人从茶叶贸易中也获取了巨大的好处，特别是在恰克图贸易的黄金时期，俄国商人获利颇丰。19世纪上半叶，俄商以700万元在恰克图购买的中国茶叶，可在下诺夫哥罗德集市上卖得1800万元，获利在一倍以上。巨额的利润更是使俄国各地的商人云集恰克图，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不过往往是大批发商垄断市场。而山西商人的交易对手主要是俄国官商，俄国私商在1730年以后才开始担任对华贸易的主导角色，到了18世纪30年代，俄国私商对华的贸易量逐渐超过了政府商队，并且逐步取代政府商队的地位，私商结成商帮。这些商帮经营着茶皮贸易，实力雄厚。回头看，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俄茶叶贸易推动了我国内地的种茶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北方草原和俄国西伯利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来源：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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